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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盐(或叫《深圳十八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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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早”与“麻木”



想去武汉的人不少,各有各的理由,学佛参禅的去归元寺,登高揽胜的去黄鹤楼,读书求学的去珞珈山,做买卖的去汉正街。我却什么都不是地在武汉呆了六年,先三年是当兵,后三年是谋生,现在离开了将近十年了,若问我最怀念武汉的是什么,两样:一是“过早”,一是“麻木”。
“过早”二字要用汉腔念才有意思,“过”字轻轻带过,重点放在“早”字上,脆而长,拖点儿余韵。清早两人碰面,一人问:“过早没得?”答:“才过。”刚开始我不懂这是什么暗号,问班长,班长骂,个板马,就是问吃早餐没有。以“早”字指代“早餐”,言简而意赅。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过早”这个词深得“吃文化”之精粹,后来来南方,才发现“宵夜”二字才可以与之媲美。武汉人很注重“过早”,所以,“早”的内容极其丰富,南北风味都有,走的是平民路线,两、三块钱下来就可以吃得肚儿圆圆的,没有南方的贵族气。现在,我也不时邀朋友去喝喝早茶,啥玩意都袖珍,只好装斯文抿着嘴儿小口小口地吃,吃个半饱也要百来元,要在当年,我们全连的战士可以放开肚子过两个“早”。真想什么时候再去武汉住一段,吃吃那“泼溜”一下就蹦进嘴里的热干面和粘在牙齿上半天甜腻腻的糯米珠。糯米珠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欢喜坨”,识白字念成“欢喜它”,白得有意蕴。
武汉人将搬运散工称之为“扁担”似乎还说得通,因为那些人人手一条扁担,从修辞学上来说是借代,但为什么将三轮车叫做“麻木”、将踩三轮车的人叫做“麻木佬”就有些费解,直到现在我仍讳莫如深的。武汉人多巷杂,“麻木”应运而生,谁个出门,站在巷口大声地喊一声“麻木”,就有一个皮肤黝黑如炭的“麻木佬”应声而至,仿佛从天而降,有时过来的不是一个而是数个,这就常常引起“恶性竞争”,得益的是乘客,本来五块钱的路程只收三块。熟经熟路的人只讲路不讲价,到了扔个三元、五元的,径自走了,“麻木佬”嚷嚷,你回过头骂:“个板马,是不是搞邪了?”他就蔫了,低了头用黑汗巾擦脸。“麻木佬”多为黄麻地区的人,也有湖南人和其它地方的人,一口武汉话学得溜溜转,以武汉人自居,专宰说普遍话的。初来乍到的人自以为精明,坐车前问好价钱,回答是“五角钱”,心中就暗喜,这些人真不懂赚钱!到了递一块钱过去,却被“麻木佬”一掌劈开了,鼓了眼睛要吃人。你辩理,“呼呼”一声围拢了上十辆“麻木”,唾沫星子四溅,有人作乖有人作丑,少则五块钱多则五十块钱才收兵。我是老武汉,从没挨过宰,所以,一直只记着它的好处,悠悠闲闲地看一路风景,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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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是“酒家”
    平时有听花鼓戏的癖好,最喜欢听的是《张先生讨学钱》,每次都笑得肚子痛。张先生是个白字先生,一是把“日进千箱宝”的“日”字念成“曰”,还牛皮哄哄地说:“你怕我连个‘子曰学而时习之’的‘曰’字都不认得,你认为你张夫子的肚子里装的是稻草?”二是把“妙”字念成了“沙”,还弄了句很有味道的歇后语:“十二个鸭婆子过河——沙哉沙哉。”
其实,比起那位把“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在我”的那位教书先生来,张先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大家喜欢这样拿教书先生念白字说事儿,究其原因,一则固然是讽剌有些老师不学无术,二则也是对知识的崇拜,希望老师认点真,否则,就有你瞧的了。我有个亲戚,初中毕业后去教小学,有个学生问他“邑”字怎么念,他随口答道念:“巴”。从此,我这位亲戚得了个“巴老师”的外号,都叫了二十来年了。其实“巴老师”还是有点扎实学问的,他就是我的一字之师,他告诉了我“覃”不念“谭”的。
说起来,我也是个白字先生。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看《水浒传》,鲁智深开口闭口“洒家、洒家”的,当时就看了是“酒家”,所以,跟同学说话,耍点古腔,一口一声“酒家”。“酒家”了好几年,直到初二的时候,我一个同学才告诉了我,要念“洒家”。刚开始还不认输,赌一根冰棍,翻了书,“酒家”的杏黄旗才倒了,我闹了个花和尚。
另一个字是“朕”,皇帝的自称,《说岳全传》里赵构用过,我却看成了“联”,很多年,不时在同学面前作捋胡子状说:“联令你……”直到到了部队,有电视看了,看一个古装戏,里面有皇帝,我才不再“联”了。
中国字太多了,你想不白都不行,留点白,如画画,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当然,作了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就不同了,得时时翻翻字典,你白了再让你的学生白下去,就不叫留白,叫留黑了。说到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个黑人学中文,考试了,三个字“己已巳”叫他选择填空,他当场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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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少年

前段时间几个文友在一起聊天,忽然聊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乎意料的是,几个人居然都曾如醉如痴地迷溺过那本薄薄的书,其时,我们都是情窦初开的春衫少年,跟维特的年龄差不多。
我记得我是初二第二学期快要期终考试了的时候接触的那本书,我一个同学的二哥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他当过兵,家里有些书,同学知道我爱看书,就常常偷些书出来给我,有一天就拿了那本《少年维特之烦恼》,封面已撕了的,用一张杨柳青的年画替了,上面蘸着厚厚的油渍,几乎每一页都卷了翘翘的角,纸页发着黄,透着一股子浓浓的霉味。当天放学回家,我不敢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读,怕被父亲发现抢过去烧了,就偷偷地跑到阁楼里开始读起来,歌德是用书信体写的,很好读,一读我就上瘾了,但那时候阅读速度很快,直看到暝色四合了才看了十几页。这中间,我听到母亲无数次地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叫我去挑水,但我冒着如果被逮着了就会一顿好打的危险,硬是半声也没有应。等我从阁楼上爬下来时我才发现,原来脸上脚上全被蚊子叮肿了。从阁楼上下来我不敢直接进房,而是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去再远远地拐一个弯回来,父亲黑拉着脸站在阶基上等候我,他就像“夏绿蒂”的那位不近人情的父亲一样,一见我的影子就大声喝问我到哪里去了,我早就编好了谎言,说到同学那里做家庭作业去了,他才半信半疑地放我进屋了。
在阁楼里绻了好几个晚上,我才终于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看完了,之后,我突然觉得天地之间顿变成书中的忧郁蓝色,木屋、矮山等全变成夏绿蒂生活的那个碉堡式的小镇场景,那颗懵懵懂懂的心仿佛一下子被撕开,满满地充塞着那种叫做爱情的东西,我终日恍恍惚惚。
几天后就期末考试了,我考得一塌糊涂,父亲罚我砍了一个暑假的柴。这是一个好办法,每当我神思飘渺的时候,我就拼命地砍柴,一个暑假过去,我家的房前房后只要能搁东西的地方全摆满了我砍的柴,一直到现在,父亲也不明白我那个暑假我为何变得那么勤快。
因为有这段经历,所以,我很认同现在的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流星花园》之类的东西。当然,从艺术质量来说,《流星花园》等是不可等同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但道理是一样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青春祭品,如果可能,我真想再疯狂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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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落”
进县城念书的第一个收获是知道了叫司机停车要说“有下”。之前在乡下的时候是不用说的,坐的是农用拖拉机,“突突突”的颠簸着,任你喊破了嗓子前面也是听不到的,只能敲或者踢,更多的时候是二者全用上,一阵猛敲乱踢,车才终于摇摇晃晃地停了,像个醉汉。县城人说“有下”真有韵味,像唱歌似的,“有”字只在舌头滑一下就一掠而过,重点落在“下”字上,稍微拖点长腔,但也并不长得那么厉害,不像村里那些“鸡毛换糖”的吆喝。我是用了蛮长时间才学会了喊“有下”的,倒不是说吐词有多难,主要是没有那个胆,怯生生地躲在喉咙里喊不出来,生怕喊错了旁人笑你是乡巴佬。后来就终于胆气豪了,不但可以“得心应口”地喊了,而且韵味之足甚至比县城人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恍然觉得自己是城里人了。觉得自己是城里人了就瞧不起乡下的恶俗了,坐在了农用拖拉机上却还要喊“有下”,当然是下不来的,并且还要横遭同车的“农民伯伯”一顿讥笑:“有下没下,和尚打架”。这是他们嘲笑城里人的一句经典语录。
原来以为学会了“有下”就可以行走江湖了,谁知道并不然,到了长沙就行不通了。头一次到长沙坐车,车里人码人,我拿出吃奶的劲大喊:“有下,有下!”全车人像看西洋镜的看着我,一脸鄙然。后来总算明白了,原来长沙人不说“有下”,他们说“踩一脚”。真是省城风范,拐个弯把“有下”的意思说出来,但这“一脚”也把我的城里人感觉“踩”没了。
再后来就到了很多地方,虽然方言有异,初听似乎相隔云泥,其实却相去并不远,无非是“有下”、“下车”、“停一下”等等,多年的历练也让我学聪明了,用普通话说“下车”或“有下”总是不错的。谁知道到广东却又卡了壳!
刚开始一段时间,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有落”是什么意思,只听得大家“有落”、“有落”地叫着,一头雾水,以为是“有囉”,倒也不是不通,是“有人下囉”的简称,一时还真佩服广东人说话好简洁,有古风,但心里却又纳闷,按照常识,“囉”应该拖点长声才对,但他们偏偏又说得那么短促有力,仿佛一刀切下去似的。我也想过,莫非“有落”就是“有下”的意思?但也不对呀,福建我也去过一趟的,他们说“有下”叫“bo le”,作为完全不同的语系,以此类推,“有下”两个字也应该全部变音,不能光将“下”字变成“落”字,“有”字也应该变一变呀。还好,不久之后,我不但完全弄懂了“有落”的意思,而且随即现炒现卖地说上了,还珠圆玉润的,足以乱真。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有落”二字已经长进了舌根之中,上次回老家,一不小心差点喊出来,支吾一瞬,才挤出了“踩一脚”,硬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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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和“痒”
                                          
朋友戴斌说我是五柳先生,因为我平时读书总是“不求甚解”。这话是不假的,我常常忘记一些字的写法,哪怕我后来走上了文字工作这条路,但这毛病仍是没有改变过来,更要命的是,我还天生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喜欢跟人家赌,当然,每赌必输。我就跟戴斌赌过两个字的:一是“冢”;一是“痒”。
那一天我们去福永光子家玩,途中无意中说起“冢”,我记得“冢”字下面是没有一点的,另外有一个人还支持我说没有,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坟墓”当然是比“家”少一点,所以,就跟戴斌较上了劲儿,说谁输了谁出过路费。当时就在手机里翻字,翻来翻去没有结果,因为我手机里的字库里果然是没有那一点的。吵吵闹闹的到了光子家,翻字典,一翻是我错了。我认了戴斌做“一点之师”。
早几天又跟戴斌聊到了“七年之痒”,因为今年正好是我结婚的第七年。聊着聊着就聊到“痒”字上来了,我认定是“庠”字,我的理解是,“庠”在古时候是指学校,“七年之庠”就是结婚七年了该毕业了,也是说得过去的。当时的争论是没有结果的,第二天,我特地上网搜索了梦露,结果是她主演的是《七年之痒》而非《七年之庠》,当然,又是我输了。
这两件事我一直耿耿,仔细想来,固然说明我是“白字先生”,其实往深里究,我以为自己还是“白”得很有水平的。首先说“冢”,人到中年了,读懂了生命的无常,知道了这世上除了一个“家”外还有一个“冢”,开始思索生命的终结和归宿了,但骨子里却仍是排斥的,总以为离“冢”还差一点,这至少证明我的心还是年轻的;再说“痒”,结婚七年了,或许在别人是该到了“痒”的时候了,我却居然还没有“痒”起来,把婚姻当成一所学校,偶尔逃逃学或背着“老师”看点武侠小说什么的,光从这点看,至少潜意识里,我还是看重自己的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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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妻》自序

  贾平凹在《四十岁说》里说:“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窗外的空地上有织网套的,斜斜地背了木弓,一手拿木槌掸敲弓弦,在嗡嗡铮儿的音律里身子蛮有节奏地晃动,劳动既愉悦了别人,也愉悦了自己,事情就这么简单。”
  老贾从手艺的角度把写文章比喻成了织网套,虽有故意消解文学“严肃性”的意思,道理却是对的,写文章这事儿,东扯葫芦西扯叶,说穿了无非是悦己悦人。事情就这么简单,其实不简单:文豪如老贾,四十岁前就悟出了文章的谛,悦了人又悦了己;笨如我辈者,眼看就奔四十了,却至今仍坐在粥桶里,于人固然是不值一哂,于己也弄得个愁苦莫名。
  这是活该的,如织网套的,织得不成样子,只有饿死的份。当然,对于骨子里喜欢却天赋尚差的人来说,或许又另当别论,一则,是上面所说的喜欢,骨子里的喜欢;二则,还会织点其他的,如毛衣,但比网套织得更差;三则,他的职业是打铁的,织网套只是业余,但织网套能让他感到快乐。综合了上面说的这几条,所以,我这个蹩脚的“织网套的”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将自己的“网套”在这里辑录成册。根据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定律,是不是也有些个人喜欢我的“网套”,即使说的是奉承的话,于我,也是一种大幸,可以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笑几声。自然,这多少能够说明这本小书也并非一无是处。
  古诗说:“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即熟时。”我没“画”这久,前后也就十来年,而这本小书里的东西大多是刚开始学“画”的时候“画”的,放肆地在“冗繁”的路子上走,是“画”得“熟”得不能再“熟”的时候。这样说起来,就知道这真的是浅薄的东西,乃至于使朋友老戴再三提醒我,还是不出的好,要出,就出另外一个“小人物”。但我还是把它出出来,这当然足以证明我的执拗,但另一方面,也多少证明我是个敢于正视过去的人,能亮出自己穿开裆裤的照片,而这,是鲁迅所激赏的。至于什么时候能“画”出“清瘦”的东西,我心里没个底,但有一点是感觉到了的,鬼画符了这么多年,近来倒是越“画”越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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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怪
    
记得鲁迅曾批判过中国人的“十景”之别的,最偏僻的山村也会弄出“古庙残阳”等景点来,其实,还有“八大怪”的病,最早流传的是陕西的“八大怪”:锅盔赛锅盖;面条像裤带;房子一边盖;帕子头上戴;女子不对外;油泼辣子一道菜;凳子不坐蹲下来;吵架唱戏分不开。
陕西的这“八大怪”是可爱的,很有民俗学的意义。看过贾平凹的小说,对“凳子不坐蹲下来”、“吵架唱戏分不开”这两怪印象特别深刻。很多年前去过陕西一次,看过很多农家用石片盖房的,倒觉得应该加上一怪的:石头当瓦盖。
云南的怪事多,不止“八大怪”,而是“十八怪”了:鸡蛋用草串着买;粑粑叫饵块 ;三只蚊子炒盘菜;石头长到云天外;草帽当锅盖;四季衣服同穿戴;种田能手多老太;竹筒能做水烟袋;袖珍小马有能耐;蚂蚱能做下酒菜;四季都出好瓜菜;好烟见抽不见卖;茅草畅销海内外;火车没有汽车快;娃娃出门男人带;山洞能跟仙境赛;过桥米线人人爱;鲜花四季开不败。云南的这些怪有些是跟陕西的有重叠之处,算是见怪不怪。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云南的这个,内容臭长,像政治宣传片。倒是去年有个朋友给我发了条短信息,叫《现在八大怪》的,很有意思:盖了拆来拆了盖,雇佣私人包工队,好收回扣捞外快;钱能买乌纱戴,当官为了发横财,好养情妇和二奶;到处来把性药卖,家庭秘方如此多,发财管他谁受害;不敬老人把狗爱,哈巴搂进被窝里,公婆推出大门外;烧香磕头把佛拜,算命卦摊街头摆,巫婆神汉牛起来;结婚复旧天地拜,新娘坐轿鼓匠吹,讲究排场追求帅;未死后事先安排,买地建坟看风水,死后大操抬棺材;五六十岁才学坏,唱歌要唱迟到爱,跳舞专抱下一代。
这几乎可以说是“二十年中国目睹之怪现状”的浓缩版,令人发笑之余,更添警醒。无独为偶,前几日又看到了讽深圳公交的“八大怪”:公交车上挂胶袋;车资年年向上改;天桥燧道无人睬;中巴车上要猫带;红灯不能向右拐;创新立交断得快;的士牌照天价开;司机都爱性爱台。这些年饱受了深圳公交的气,读了这个,真有如《金瓶梅》里经常说的四个字:浑身通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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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鞋
          
几年前,武汉的一本叫做《打工》的杂志开了一个坏头,说有个下岗工人开了个“一元擦鞋”的连锁店,成了百万富翁。从此,中国的媒体涌起了一股“擦鞋热”,上海有个大学生擦鞋,株州有个作家擦鞋。后来好像有些澄清,上述的擦鞋新闻有不少是伪新闻。新闻是伪的,但擦鞋已成风潮却是真的,当然,我这里说的擦鞋就是另一个擦鞋了,拍马屁的意思。擦鞋是个新名词,不知道始于何年,但我认为,它比旧词拍马屁好。古时候的领导都是骑马的,现在的领导不骑马了,改乘车,按理说叫拍车屁更合理些,但偏偏车是没屁的,就只好打其它主意了。之所以选择鞋,至少有两个理由:一,现在最不济的领导也穿皮鞋的,而这年头空气质量差,鞋容易脏,帮领导擦鞋可以何持良好的可持续性;二,擦鞋有三个基本的动作要领:低头、弯腰、屈膝,而这跟古时候的下跪作揖的动作要领根本是相同的。
我知道的古时候拍马屁的最有名的故事有两个。第一个,说是一个马屁精死了,去阎王那里,老阎放了一个屁,那人马上作了一篇屁颂:“高耸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
另一个说是一个女婿给老丈人祝寿,写了幅寿联,上联是:老丈人在上,上至三十六层云霄,玉帝盖楼,您在楼头做寿;下联是:小女婿在下,下至一十八屋地狱,阎王挖井,我在井下磕头。
而近代的擦鞋高手则莫过于林彪了。《辽沈战役》里,林彪第一次上银幕,蹙着两道浓眉不停地吃黄豆,也许导演怕观众憋坏了,倒安排了一个细节让老林说了句笑话,他打趣参谋长刘亚楼的鞋子擦得亮。这个细节倒是有点意思的,后来老林还真的成了一个擦鞋高手,把毛泽东的鞋子擦得干干净净,成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老林擦鞋是为了做第一号人物,但碰了老毛是个人精,碰了一鼻子灰,最后到温都尔汗摔死了。其他人呢,我估计是没老毛那样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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怆然轩
                                  
在武汉当兵的时候,我常常给一个报社写通讯稿,一来二去就跟一个老编辑熟识了。他是离过婚的,儿子又到北京念大学去了,孤寡一人,独处两室,他就把其中一间开辟成了书房。他有一篇散文专门写他的书房的,言其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想望着拥有一间不受红尘干扰的书房,但一等就是三十多年,鬓白如霜才圆了这个梦,书房名叫“怆然轩”,取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之思古幽情。据旁人讲,老先生视他的书房如刚出生的爱子,来人就抱出来请人品论,果然,有一天我就有幸被他邀请了。
“轩”不大,20平米左右,显得有点紧凑,书架占着两面墙,从地板直通到天花板,一格一格地连着,满满塞塞地全是书,分类得相当清晰。平时不苟言笑的老先生顿变成了一个饶舌的人,他不停地给我介绍,说到动情处,还从里面抽出一本本书,大讲是什么时候买的、什么地方买的之类,好像录口供似的。有时候,有一些细节他已经记不起了,他就痴在那里用细长的食指轻轻地敲着脑袋,最后终于记起来了,他就眼射精光地继续说下去。我至今仍记得他那套《苏东坡全集》的来历,1985年他到连云港参加一个笔会,终于在一个旧书摊上找到了那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版本,但当他到火车站的时候,才发现匆匆忙忙竟忘了带书,可火车已经快到点了,他硬是折回去拿了书。
刚开始如果我还是充满崇敬地听老先生絮絮叨叨的话,越到后来我就越受不住了,头脑里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式地不停地“嗯嗯嗯”地点头。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他窗前的那把藤椅上不能离开,那是一张历史很悠久的藤椅,颜色发白,后背上烂掉很多,缠着一丝布条,一个坐垫已针针补补的。突然,一切都安静了,我抬头一看,老先生一愣不愣地看着我,我为自己的失态惭愧。他的脸色也有些变异,半晌,他喃喃地说:“说你不相信,我特别喜欢这把椅子,刚结婚的时候买的,坐着很舒服!”
直到现在,我仍然为自己的那次失态甚感不安,后来又去过“怆然轩”几次,每次都来去匆匆的,书是慢慢增多,但那把藤椅仍没有换。
去年10月份的时候,跟一位武汉的文友通电话时无意中聊起老先生,才知道他于六年前出车祸死了,他原意是将那些书赠给图书馆的,但最后那些书全让他儿子当作废品处理了。我心里不由一阵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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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一见韩荆州
                                        
读《古文观止》上韩愈《后廿九日上宰相书》,这是一篇自荐书,即古时候读书人向权贵人物销售自己的敲门砖。
在那时候,这不算什么丢脸的事儿。通读全文,作者迫切而渴望的心情跃然纸上,有些地方甚至让人感到脸红心跳。韩愈此时是底层的读书人,“前乡贡进士”而已,希望得到当朝宰相的提携和重用,所以就尽行文之能事,大拍宰相的马屁,他首先把自己放在贤士的行列,一副忧天下的模样,又把当朝宰相比作古时的周公,说周公当时如何“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思贤如渴,意思就是说:您宰相不是想与周公看齐吗?您看周公的样子,您为什么不学着点?诚如是,则赶快召见我韩愈吧,否则,您就是混账宰相。用兵法的字眼说,这叫做“激将法”。我不知道那个宰相看过韩愈的千古奇文后到底是如何处置的,是把信撕得粉碎,还是立即召见?但不管如何,韩这封信是写得很有技巧的,不正面提要求,让对方钻自己的圈套。
同是自荐书的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却用的“请将法”,自“白但愿一见韩荆州,生不用封万户侯”开始,一大篇令人肉麻的奉承话,什么“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等等,直吹得天花乱坠。当然,我同样不知道韩荆州看后的结果如何,只是我隐隐觉得这时候站在我面前的李白已不是那个豪气干云的李白。曾经读他的《将进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是令人热血贲张的诗句,这个李白就是写《与韩荆州书》的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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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洞房
                                      
闹洞房有两种闹法,一是武闹,一是文闹。所谓武闹者,就是把一对新人当猴耍,据报载,某地曾发生过一起闹洞房闹得把新娘强奸了的。这就有无聊了。当然,有些武闹还是有点意思的,我记得小时候曾见过我家乡的闹法,儿子结婚了,一群人推搡了老子进洞房“打卦”,先要装扮那老子一番,用锅灰抹了脸,拿蓑衣报了身,那卦就是一双烂鞋。打一卦先要唱几句顺口的话。有一个老子是蛮会唱的,我至今仍记得两句:“叫我打卦就打卦,看见了儿媳妇的白腿巴。”
武闹虽亦有趣,但我还是主张文闹。所谓文闹者,就是贴点儿带色彩的对联,写几句出格的诗,或者说几句离谱的话。用这样的标准,我乡打卦的闹法就在文武之间了。几年前,老家一个朋友结婚,要我帮他写对联,我就充分地文闹了一把,在他的洞房的门边写了:
“深浅问渔郎,碧梗丛中素裹红妆莲有子;
  殷勤知弄女,玉箫声里挑灯看剑雪无痕。”
在他哥嫂的门边写了:
“那壁潮涨潮生,哄睡一对娇儿,不觉浑身燥热;
  此间人上人下,折腾两件旧物,也是余韵悠长。”
当时是蛮得意,现在读来,还是觉得直裸点了。这玩意儿最好还是用曲笔,但又不能曲得太深,最高的境界当如女人的情趣内裤,妙在若隐若现。早些时看了一首诗,就觉得深韵了情趣之味:
“鸳鸯巾衾色色鲜,双燃红烛照神仙。
可知的是前缘矣,无所用其客气焉。
这般这般何便尔,如此如此竟公然。
明朝相看还相笑,心照大家都不宣。”
相较而言,另一首就有些恶俗了,讽新娘尿床的:
“丹青不画自成龙,梦里频频告出恭。
  智伯有头无可用,沛公如侧莫相从。
  非关云雨巫山湿,若决江河大道通。
  枕畔忽将郎唤醒,方知身在水晶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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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颐有幸
                                        
家父是村里有名的美食家,尤喜狗肉,所以,小时候,我也跟着沾了些光。有一次,家里一条两个来月大的小狗让牛踩死了,父亲剖了熏在天花板上,冬天了用茶油爆炒,佐了姜、葱、桂皮、八角等,至今想来,犹觉舌颊生津。家父闯荡江湖多年,做凉席生意,尝有名言:“一床凉席两斤花溪狗肉。”狗肉是贵州花溪的名产,花溪另有一个名产是一本叫做《花溪》的小资类杂志,一俗一雅,相映成趣。也许凉席全换成了狗肉,家父做生意欠了一屁股债,他那句名言就深为村人所讽,我也讨厌过很多年,现在倒不了,觉得人生在世,喜吃狗肉犹如喜读书,都是雅癖,既不喜读书,当然就喜欢吃狗肉了。
家乡有句俗话,叫做狗肉上不得台盘,即狗肉是不能做红白喜事的菜的,茄子犹可上,而狗肉不能上,不知是哪门子习俗。后来总算知道,狗肉是厌物,学了法术的人是忌吃的,吃了法术就没了,怪不得做木匠的祖父就从来不吃。但祖父是通达的,他不吃,却并不反对别人吃。也许正是藉了喜吃狗肉如家父和自己不吃但并不反对别人吃如祖父的这两种人,才促进了狗肉文化之发展吧。时至今日,狗肉已上了台盘,名声也在羊头之上,狗们该含笑九泉了。
近日读一本野书,说李鸿章出访英国,英首相戈登的夫人送他一条名犬。老李回国后,将那名犬炖了吃了,还写信告诉戈登夫人说:“所赐珍味,朵颐幸甚。”之前对老李没好印象,读这节故事却深觉得老李的可爱,原来他也是家父一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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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入松

有一年的秋天,我到了一趟北大,去探望在那里读研究生的朋友。朋友学习忙,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只有晚饭后才有空闲陪我逛逛,虽然那里每一片砖瓦似乎都发着历史的微光,但我总觉得那些都远离了尘世,只能在书本里炳照,不能在手掌间亵玩。朋友见我无精打采的,就说,没事你就到“风入松”看看书吧。
“风入松”是书店,在校门外的一条我现在已记不清名字的街上。转悠了半天,我才在一个补鞋匠的指点上找到了风入松的入口。原来就在眼前。一块顶多两尺见方的招牌,一个快斑驳了的红漆箭头斜斜地指着一个仅可容身的门。站在门边,我突然感到了“风入松”这三个字的贴切。
我蹑手蹑脚挑了棉帘子进去,真像是陶渊明笔下的那个渔人进了桃花源,一洞豁然,别有天地。那是书的天地!一本本、一叠叠、一层层书排山倒海般地压过来,让你难于视听与呼吸。刚进去的时候还以为里面没有几个人,寂寂无声的,谁知道竟人满为患,但一律凝神屏息,仿佛所有的声音全被一种什么魔力摄走了。每个人都那么小心翼翼的,莫说咳嗽,连翻书的时候也尖着手指儿,生怕惊扰了旁边正渐入佳境的或挑或读的“书痴”。这种氛围,哪怕是一个患了哮喘病的人,也会不好意思发出声音来了的。这时候,我成了一只误入满眼都是金黄稻穗的稻田里的鸭子了,根本就再也无心去挑哪一本书,只能一路地瞪着双眼走着,也情愿就这样走着,哪怕饿死。但根本就走不到头,山重水复的,仿佛进了诸葛亮的八卦阵里面,刚刚好像进了“生门”,原来却是进了“死门”。就这么转了大半天,忽然看见了一道棉帘子,就懵懵然地挑了出来逃也似地走了;也逃也似地离开了北大,离开了北京。
直到好几天后,坐在了自己的书房前,才算回过神来,从此再不敢轻言上北京,因为我知道,一到北京,我必定会再去“风入松”,再受一次辱。坐在自己的电脑前,还会觉得自己是一条龙,一到那里,你就真的像一丝微风进了莽莽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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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笔
                                        
有一句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是硬梆梆的东西,谁功夫高谁功夫低,过一下手就知道了。文则不然,一则固然文是软的,标准多,横看成岭侧成峰;二则文人爱面子,即使输了,也不服输,鸭子煮熟了,嘴还硬,这叫文人相轻。但唐朝的人品格高,有自愧弗如的服输的劲头,这值得后人警醒。
刘禹锡、元稹、韦楚客三个人在白居易的家里开沙龙,说起南朝的兴废事,来劲了,说大伙儿各作首《金陵怀古》的诗过过招。老刘先作了: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而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大家服了,搁笔不写了,说:“四人探骊花,子先得珠,所作鳞爪何用?”
还有个搁笔的事,唐末的任藩,在浙江的天台山的庙里写了一道诗:
“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
  前峰月照半江月,僧在翠微开竹房。”
这诗写得好,别人在后面题了:“任藩题后无人继,寂寞空山二百年。”
另一个搁笔的是李白,在黄鹤楼上搁的:“眼前有景道不出,崔颢诗题在上头。”后人韵了味,在黄鹤楼下面盖了座搁笔亭,真是给足了老李面子。我多次去黄鹤楼,搁笔亭悄悄地躺在黄鹤楼的后面,既小且窄,像极了呼呼喘着粗气的老李。不过,诗仙毕竟是诗仙,这口恶气不出不行,到了南京,做了首《凤凤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楼空江自流。
  吴宫芳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谓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步的是老崔的原韵,但别人还是说不如老崔的好,气得到采石矶投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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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从此处销魂



曾国藩有挽联癖,不仅给死了的人做,还给尚活着的人做。曾撰挽联无数,但我以为写得最好的还是他送给一个相好的妓女的,妓女叫大姑,联嵌了她的名:
大抵浮生若梦;
姑从此处销魂。
曾一生道学,惟此联最现男人的真怀情,是周作人说的教书先生《论语》下压着的那本《金瓶梅》。曾死了,别人送他的挽联亦无数,但惟左宗棠的做得最好: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二人素有隙,故传对对联互谑。曾出联请左对:季子敢言高?仕未在朝,隐未在野,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宗棠对:藩臣多误国,进不能攻,退不能守,问他经济有何曾?
左挽曾的联虽然不错,但尚不是上品,仍有吹捧的味道。这大约也是做挽联的最大的困难,所谓盖棺论定,其实是骗人的话,非得等棺烂了才能论定的。当然,也有例外的,如杨度如挽孙中山的:
英雄做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天半哭公。
这是把把孙中山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来看了,作为一个英雄,孙中山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而不是一个功冠绝代的成功的英雄。这是实话。
另有一联可以与杨度挽孙中山的联相媲美,是写诸葛亮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为清人赵藩所写,赵系云南人,时任四川盐茶使。此联非夸奖而是讽谏的联,消解了诸葛亮的“正面形象”,有暗讽诸葛亮亮好战且不审势之弊,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最后编辑郭建勋 最后编辑于 2010-04-10 16: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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